时间回到十二日之前。
大宋炎兴三年（金正大九年，蒙古太宗四年，公元1232年）正月初五。
窝阔台统帅的中路蒙古军正在从洛阳以东四十里的白坡地区涉冰渡过黄河。
拖雷的骑兵与金军主力正在北上的途中不停骚扰，伏击。
而此刻，大宋皇帝赵与芮已经在京湖制置司与从山东赶来的曹百川会师，准备渡河。
一万五千忠义中军、一千多赵召夫率领的平叛精锐，曹百川四千新军，还有三千殿前司抽调的骑兵，共计大军两万三千余，盔甲明亮，刀枪耀眼。
几日来，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为首的制置司官员与以郑清之为首的朝廷随行官员苦劝皇帝莫要渡河，孟珙、牛大、马慎行、曹百川、赵召夫等武将也都请愿替皇帝领兵过江。
临安的使者一拨又一拨，不断劝说皇帝，陛下已经到了汉水南岸，敌军畏惧龙威，仓皇北遁。即然已经将敌国大军赶出国境，亲征目的已经达到，便请陛下尽快回临安主持大局，大宋不可一日无君云云。
但皇帝还是不为所动，只是同意将自己的旗帜留在京湖制置司，隐藏身份跟着众将北上。
史嵩之派到北岸的斥候返回，带来最新消息，蒙军在禹山与金军激战数日，如今两军都北上，而汉水北岸的唐州、邓州极度空虚，毫无防备，几乎看不到成建制的军队。
也许是这个消息给大宋文武充足的信心，也许是被忠义军的军威所震慑，或许是因为皇帝的坚持。
在炎兴三年正月初五这日，京湖制置使史嵩之连同大将孟珙，亲自率领京湖精兵一万护驾，先行渡过汉水。
宋军长期在汉水备战，物资充裕，就在京湖军渡河之后，皇帝赵与芮携所有文武大军两万三千也渡过汉水，向北挺进。
先锋孟珙快速扫荡四周，如今汉水北岸经过蒙金两军激战数日，早已经虚弱不堪，宋军过了北岸都没有被附近的敌军探哨发现，直至孟珙的前锋部队逼近邓州，才有的金国的零星探哨前来探查，但无一例外都被孟珙的轻骑拦下。
故此，当宋军突然出现在邓州城下之时，守将望风而逃，城中大族领着百姓开了城门让宋军进城。宋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邓州。
入城还未休整，赵与芮依据各地斥候的情报，以参知政事郑清之的名义下令，从京湖兵马中分出五千，去取东面的重镇唐州。
接着他命郑清之率领三千殿前司兵马留守邓州，负责整个后勤转运，稳固汉水北岸这块新领土，接着兵分两路，以曹百川四千新军、孟珙的三千轻骑、赵召夫一千精锐，共八千余兵马为前锋军，统制马慎行、牛大率领忠义中军一万五千步兵为后军，一同北上。
元月初七，窝阔台中路军攻破郑州，拖雷听从速不台建议正派出轻骑不断骚扰金军。
同日，宋军前军八千急行军迅速北上。曹百川的新军还带着不少马匹牲口很多拖着辎重，被分布在部队中心，而孟珙的轻骑兵则突在最前散开侦察敌情，赵召夫一千精锐断后。
赵与芮被崔棱带着的一百班直护卫着，与随行的史嵩之、李宗勉一同在曹闻道的军中。除了京湖制置司的一百多斥候，沿途逐渐出现忠义军的斥候，甚至还有远人司与皇城司的情报传来，史嵩之与李宗勉这才发现，皇帝这次北上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早有准备。
宋军先锋带着辎重自然走得不快，但金蒙两军路上互相攻击、骚扰，走得更慢。
行军数日，已经有斥候探哨发现金蒙两军踪迹，宋军先锋部队立刻紧张起来。
而金蒙两军根本没有料到有一支宋军渡河而来，缀在他们的后方，一些失散的散兵游勇遇上宋军斥候，也立即被宋军擒获，带回营中审问。
初春的夜里寒气逼人，哪怕是在军帐中，依旧充满了寒意。崔棱命士卒给帐中增加炭火，让帐中更暖和一些。
情报来源不同，均为暗探的主观分析，有的时侯内容能够互相印证补充，可有的时候情报的内容甚至有冲突，这都需要皇帝做出判断，好在随行的几个文官都是精干之人，立刻能从众多情报中找出蛛丝马迹。
“蒙古西路军有四万众，就在百里之外不断延缓金军行军速度，故此，拖雷之谋划未必是赶去汴京与窝阔台会师一同攻打汴京，而有可能是想将金军主力歼灭在途中！”李宗勉沉声道。
曹百川点点头：“斥候们说金军减灶，很有可能金军快断粮了，末将问过邓州粮库，金军带的粮秣并不多，其目的必是去钧州就食，钧州补给之后，再赴汴京。”
李宗勉挑了挑帐中的火盆，让火烧得更旺，应道：“若是如此，咱们的斥候能发现金军断粮，蒙军斥候也必定发现了，故此要趁这天气与金军断粮，来全歼这支金军兵马。”
“四万骑兵歼灭十几万步骑混合？”赵召夫不由乍舌，他经过数年历练，早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宗室，“这胃口太大，一不小心就会撑破肚子。”
曹百川同意他的说法，“蒙军也在冒险，虽说都是骑兵吃不下可以跑，但万一被金军的步骑混合给困住，也是凶多吉少，这仗不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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